【澳门新葡亰官网】战争与回忆,战争风云

澳门新葡亰官网 ,通往娜塔丽卧室的一扇门敞开着,因此希特勒的尖厉叫喊把孩子惊醒了。娜塔丽在起居室里已经把收音机的声音拨低,但是元首突然一声尖叫:“罗-斯-福!”把她和埃伦吓得吃惊地面面相觑,路易斯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他终究是个疯子。”穿着浴衣、围着围巾的埃伦-杰斯特罗沉重地在扶手椅里坐下,两只凹陷的发红的眼睛淌出泪水,摇着头,颤动着手把茶杯举到嘴边。希特勒还在厉声吼叫、嘲骂,忽而声音放低,忽而大声叫喊。“极其机敏、动人、有力,然而是个疯子。我承认以前我从来不了解这一点。我还认为他是装腔作势呢。”
娜塔丽对她的叔叔略带轻蔑地望了一眼,然后走到她的娃娃那里去。
元首的演说一开始照例控诉德国和他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然后逐渐提高调子,讲到一个最大的战犯,说这个战犯应对一切流血和痛苦负责,而这一切他作为元首是曾经竭力设法予以避免的,可是这个痴狂的伪君子把他的国家和他自己都出卖给了犹太人,利用每一次机会反对德国,使人类遭到毁灭。在令人莫名其妙的一个长时间停顿以后,他发出了这声把孩子惊醒的猛烈的叫喊:“罗-斯-福!”
这一声充满仇恨的野兽似的猛烈叫喊,把埃伦-杰斯特罗也惊醒了。最近几年来,杰斯特罗很少听希特勒演说。他感到讨厌。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历史的篇幅上充满了这种不可一世的暴君,他们趾高气扬地度过他们短暂的黄金时期,制造他们的一切损害,建立他们的宏伟纪念碑,然后消失。希特勒也会是这样。杰斯特罗在他有一次访问德国以后,曾经写过一篇冷静的思考文章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题目叫做《元首:午夜前的思索》。
在这篇文章中,杰斯特罗把纳粹的狂热与历史上各个时代兴起又消失的其他短暂剧烈的群众骚动并列。有时候它们改变了事物的秩序,例如十字军和法国大革命;有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破坏,例如阿拉列克①和帖木儿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说不定这个古怪的被人捧起来的小叫化子对世界会有什么贡献。他关于建立欧洲统一的新秩序的号召还有点意义。他可能发动一场世界战争;他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但是无论怎样,最后他还是要死去,世界还是要继续前进的。上帝——杰斯特罗以调皮的嘲讽使用这个名词,来表明世事的随波逐流——就象路边的一个高明魔术师,使用随手拿来的不论什么东西表演他的节目。要是希特勒胜利了,给欧洲,甚至全世界,带来一个暴虐的延续一两世纪的统一的德国,也许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我们渺小的世界正是需要他的。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非发生不可。天堂里没有骰子可掷。人类的精神在不断地渴求自由之中,要么使他们的条顿主人最后软化驯服,要么冲破暴君的监狱,如同一棵野草冲破水泥人行道一样。
①帖木儿(1336-1405),成吉思汗后裔,一三六九年称汗,建都撒马尔罕,曾远征中亚细亚诸国及印度、土耳其等地。
②阿拉列克,西哥特王,曾在纪元四一○年攻破罗马城。
这样用几段简练的文字处理了这个德国独裁者以后,埃伦-杰斯特罗已经在思想里把这个人的问题解决了。这一天,由于喊叫了罗斯福的名字,希特勒又在埃伦-杰斯特罗的思想里冒了出来。
这个独裁者继续讲着,把罗斯福和他自己作了冗长的、近于狂言乱语而又尖酸刻薄的比较。他,是为生活而挣扎的双亲的儿子;罗斯福,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他,是忍受风雨、炮火和污泥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通士兵;罗斯福,是在海军部安全舒适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出身名门的政府要人。他,是中过毒气的退伍军人,躺在医院里一贫如洗;罗斯福,是战后把遗产增加了一倍的一个狡猾的金融投机家。他,是一个战败的、屈服的民族的恢复者和重建者;罗斯福,是一个经济补锅匠,用他的想入非非的新经济计划来营救一个富国。他,是对于过去罪恶的勇敢的纠正者,象救世主一样的欧洲统一者;罗斯福,是力图不管将来而维持犹太人世界霸权的一个主要战犯。埃伦-杰斯特罗听着这种凶狠、疯狂、奇怪的首尾一贯的妄想,他的哲学上的立足点开始动摇,最后惊恐起来。
意大利人已经取消美国人的出境签证。美国大使馆的代办已经告诉杰斯特罗,这只是一个预防措施,他们还应该准备在本月十五日离开,如果当时还没有宣战的话。几天来杰斯特罗睡得很少,吃得也很少。现在,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好象一扇铁门当啷一声关闭了。
“怎么样?”娜塔丽说,抱着用毛毡包裹的大声啼哭的娃娃。“还有什么希望吗?”
“他还没有宣战呢。这么多话里没有一句宣战的话。”
她用满不在乎的熟练动作,不大顾得上害羞,解开了她的毛线衫、短外衣和衬衫,露出一边雪白的Rx房,把咖啡色的毛线衣拉在娃娃身上。“为什么这间屋子冷得多?冰冷的,而且……”
杰斯特罗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希特勒的话越来越激动,逐渐达到高xdx潮。他的听众已经沉默了很长的时间,这时爆发出一片鼓掌声、欢呼声和“元首万岁!”的吼叫声。
“埃伦,这是什么意思?”
杰斯特罗提高声音,盖住了群众刺耳的喧闹。“恐怕就是这个。他说他已经召见美国的外交官员,把回国的护照交给了他们。这就开始了欢呼。”
“唉,我只能说我也觉得吃惊。”娜塔丽用一只手指头抚顺着孩子的脸庞;当孩子安静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她凄然微笑了一下。“你只不过是饿了,小顽皮,是不是?”
她的叔叔说:“墨索里尼还要演说呢。过一两个钟头我们就会知道。”
“哦,埃伦,他会怎样选择呢?”
他把收音机关掉。“-,横竖就是这样了。我想喝一杯雪利酒。你也来一杯吗?”
“不,不,我今天最好保持头脑清醒,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讲。”
杰斯特罗倒了满满一杯酒,一口喝干,然后又倒一杯,身子缩在扶手椅里,慢慢地呷着,无目的地环视着这个堆满了手提箱和木箱的又高又长的寒冷房间。旅馆静悄悄的,外面马路上也是静悄悄的。
“不要灰心,娜塔丽。你知道吗?在一九三九年,这位意大利领袖曾经脱身过一次。在军事上他对希特勒没有用处。意大利人又虚弱,又执拗,而且是被打垮了的,要是他对美国宣战,他也许会被人暗杀,希特勒一定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此外,他又狡猾。他会找出些圆滑的客套话,我们还可以在十五日坐上那架飞机的。”
“啊,埃伦,千万请你别说了吧。他会宣战的。”
杰斯特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想是这样。娜塔丽,我很抱歉,我深深地感到由衷的歉意。”
她举起一只手,手掌向外。“不,不,不要这样。这有什么用处呢?”
“让我说下去。把你和你的孩子都拖累在里面,真使我受不了。我决没有——”
“埃伦,是我自己这样做的。现在别再重提了。别这样。我忍受不了。”除了孩子使劲吃奶的声音以外,屋里一片长时间的沉默。杰斯特罗一口一口地呷着雪利酒,用垂头丧气的表情朝他的侄女望了一眼:“亲爱的,也许我该打一个电话给大使馆,问一问是不是在计划搞外交人员的专车。”
“要是你能把电话打通的话,倒是一个好主意。要不然我们就亲自走一趟。”
“我正在这样打算,”杰斯特罗说,“试试吧。”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他眼睛通红,扭歪着嘴,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个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的改变宗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对他都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个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庭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词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
娜塔丽心里只想到可能对她孩子的影响,听了又惊异又高兴。这象是找到了打开一间地牢房间的一把被遗忘的生锈的钥匙。埃伦年轻时在宗教问题上的波动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个技术性问题确实也许会带来帮助和庇护,甚至在紧急的时刻有助于逃跑!这个真相也终于说明了她的父母对埃伦那种很奇特的勉强而又不高兴的态度。在她的内心深处不自觉地隐略起了一种轻视她叔父的感觉。
她说:“唉,埃伦,我简直吃惊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啦,不过我觉得你真是聪明得了不起,在四十多年以前就不再做一个犹太人了。这是何等的先见之明啊!”
“怎么,我照旧是个犹太人嘛。别弄错了。你知道,保罗在他改了宗教以后也是这样。那么,你不会象你父母那样讨厌我吧?这多好啊!”
她的嘴唇上皱起一片讽刺的笑容。“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真的。可是你在骗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埃伦-杰斯特罗在他很厚的短斗篷里把腰伸直,很得意地把他长满胡子的下巴抬起来。
“这一点我要坚持。这部书是跟我自己激烈斗争的成果。我在大学里发现,丰富的基督教思想艺术的整个结构就建立在这个被巴勒斯坦人叫作被谋害的犹太人身上,我当时真有点儿着迷了。我们犹太人假装那个结构并不存在,娜塔丽——就象你父母和我父母那样的犹太人——不过,你知道,这种说法没有用。事情明摆在那里。最后,我抛开宗教上的隐喻去探查,照耶稣本来的面目去认真对待他,力图抓住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斗争了一年的实质问题。我发现一个特别感人、特别有吸引力的人物,我的一个天才的、悲惨的穷亲戚,古时候就住在巴勒斯坦。所以这部书真的——”
电话铃响了。“啊,”杰斯特罗说,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这准是恩里科。亲爱的,快去抱娃娃。”娜塔丽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们去吧。”
在旅馆门外一辆生锈褪色的小汽车里,一个头戴神父帽子、身穿鼠皮领大衣的人坐在驾驶盘后面,用一只粗大的农民的手向他们摆动一支正在冒烟的香烟。“教授!”这个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神父有一张特别象墨索里尼的脸——凸出的棕色眼睛,弯曲的大下巴颏儿,还有一张宽大的肥嘴。但是,他戴的无边眼镜和黑色扁帽下面亲切温柔的表情,以及天天坐在屋内的苍白脸色,把两者之间倒楣的相似之处减少了许多。他用好听的罗马口音意大利话向娜塔丽问好,还把那个包得厚厚的、几乎看不见的孩子赞美了一番,然后说:“教授,你看来象是很疲倦。”汽车发出风湿病人似的呼哧呼哧声开动了。
“我没睡好。”
神父向他温和而亲切地看了一眼。“我懂得。关于你们要在梵蒂冈避难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去问过。这样做不是不可能。但是教廷和政府之间的协定不幸地限制了我们行动的自由。我要向你们奉劝一句需要警惕的话,这种例外的权宜之计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这样会引人注目。这样会变成特殊情况。”他小心翼翼地驶过几乎荒凉的林荫路,弯进一条街道,那里拥挤着很多人,高举着标语牌,走向威尼斯广场。
“麻烦的是,”杰斯特罗说,“我已经是特殊情况了。”
神父噘一噘嘴,用一个十足意大利人的神态歪着头。“那倒是真的。也罢,你的模糊不清的国籍也许对你有利。要是你真的没有国籍,那么显然你就不是一个敌侨了。”斯潘涅利低下眼睛向娜塔丽打量了一下。“自然,这对于你侄女并不适用。我想你们的大使馆总会替她设法——”
“神父,请原谅我。不论谁让我避难,必得带她一同去。”
神父又噘起嘴,一言不发。他们接近广场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多,都是穿着褴褛的冬衣、沉默而愁容满面的人。举着标语牌的黑衫队员极力抬起下巴,瞪着两眼,象他们的领袖那样。
“这些标语牌比往常更要卑鄙,”杰斯特罗说。在他们汽车旁边,一个胖胖的红脸的黑衫队员举着一幅粗鄙的漫画前进,画的是罗斯福夫人坐在一只便壶上,对她丈夫嘎嘎地骂出一些下流的话。汽车前面,另一个标语牌上画的是一口袋钱,拄着拐杖的罗斯福在一旁咧嘴笑着,嘴里斜叼着烟嘴在抽烟。
“壶水沸滚的时候,污垢就漂到表面上来了,”神父说。
他把汽车溜进狭窄的小巷,停在一个堆满垃圾的拱门下面,然后带领他们从一个胡同里走到威尼斯广场上。人群拥挤的广场寂静得使人感到惊讶。周围站着的人们一言不发,或者低声交谈。天空是阴沉的,风刮得既猛又冷。一大群举着旗子的儿童温顺地麇集在阳台前面,不笑也不打闹,只是举着飘动的旗子,显出烦躁不安的样子。
神父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阳台附近用绳子拦开的一个地段,这里聚集着摄影记者们和新闻记者们,其中包括几个美国人,还有几个娜塔丽在招待会上见过的露牙微笑的快乐的日本记者。有人拿出一把折椅给她。她坐下去,把沉睡的婴儿抱得紧紧的放在膝盖上。虽然她大衣里面还穿着一件很厚的毛线衣,但还不时发抖。阴冷的风仿佛直吹进她的骨髓。
人们等了很久,忽然墨索里尼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敬礼。人群发出一片吼声,在广场上一遍又一遍地回响:“领袖!领袖!领袖!”这种效果很奇怪,因为所有的人都用发呆的或者敌视的面孔默默地望着那个矮胖的人物,这个人戴一顶织有金鹰帽徽、披着穗子的黑帽,穿着一件金黑两色的短外衣,那种打扮与其说穿的是制服,不如说是歌剧院的戏装。阳台下面,几个黑衫队员拚命欢呼,在扩音器周围挤来挤去。一个身穿德国外交官制服的高个儿跟着走出来,和他一道的是个身穿常礼服、头戴高帽子的日本人。他们两个人站在甚至比东方人还要矮些的那个独裁者的两旁,墨索里尼看来好象被挟在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警卫人员中间。黑衫队员们停止叫喊,仰起了他们血色不好的鸭蛋形面孔转向阳台。娜塔丽想,这是草率地穿上假军人伪装的一群侍者和理发匠。
墨索里尼的简短演说是杀气腾腾的,腔调也是杀气腾腾的,姿势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杀气腾腾的,但是这一切都叫人觉得滑稽可笑。说话的声音跟姿势不相称。墨索里尼挥动着一只表示揍人的拳头时却把声音放低,忽而又恶狠狠地喊出几个丝毫无害的前置词和联系词,而且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露出牙齿微笑。这个矮胖的老独裁者在希腊已经被打败,他的北非帝国也丧失了不少,他似乎是在一个极其不合适的时机对美国宣战的。当黑衫队员随便发出几声欢呼,高喊“领袖!”的时候,人群开始散开。墨索里尼这个被听众藐视的拙劣老演员向成千的正在离去的背影——这在独裁政权之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景象——吼出最后几句话:“意大利人,再一次站起来,不要辜负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会胜利!”他又微笑了一下。
在黑衫队员的欢呼声中,阳台上的三个人物退了回去;然后墨索里尼又两次走出来向听众鞠躬,但是群众正在纷纷散去,仿佛突然下起暴雨来一般。
一小撮美国人一起留下,用紧张的低声激动地交谈着。虽然事情本身并不叫人诧异,奇怪的倒是它已经发生;他们是站在敌国的土地上了。那些新闻记者不住地瞅着附近来去徘徊的警察,讨论起这时是应该回到办事处去清理他们的办公桌,还是直接奔往大使馆。有几个人决定先回办事处去,认为一旦进了大使馆,他们就会被留在那儿躲上很久,也许甚至要躲到外交人员专车开走的时候。
这样就使埃伦-杰斯特罗想起他的手稿来。他请求斯潘涅利神父在他们去大使馆以前把他带到旅馆去一趟。神父表示同意,娜塔丽也不反对。她还是处在受惊的状态。这时孩子哭叫起来,她想起去取出几块尿布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他们回到汽车里,向高雅旅馆开去,但是在离旅馆一段街的地方,神父忽然刹住车;他从汽车的风挡里指着两辆正开进旅馆门口车道的警车。他把两只湿润的苦恼的棕色大眼转向埃伦-杰斯特罗说:“当然,手稿是珍贵的,教授。不过,把一切事情考虑在内,您先到大使馆去不是更好些吗?要是情况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我可以替您把手稿取出来。”
“大使馆,大使馆,”娜塔丽说,“他说得对,到大使馆去。”杰斯特罗伤心地点了点头。
但是,到了离大使馆两条街的地方,斯潘涅利又把汽车停住了。一道由警察和士兵组成的警戒线站在大使馆建筑物的前面。街对面站着一小群旁观者,等待着看热闹。这一会儿,远远地看去,一切都很安静。
“咱们步行吧,”神父说,“你们应该不费麻烦就通过那道警戒线,不过咱们走着瞧。”
娜塔丽坐在汽车后面,杰斯特罗转过身来,用一只手抚慰地放在她的手上。他的脸变成一种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目中无人的样子。“来,亲爱的,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们往旁观者站着的街道旁边走去。在人堆的旁边,他们遇到了曾经带娜塔丽到日本人招待会去过的那个《时代》周刊的记者。他又害怕又抱怨;他劝他们不要去尝试冲过警戒线。不到五分钟以前,一个美联社记者曾经打算这样做,走到大使馆大门口就被拦住,经过一番争论,一辆警车开来把他带走了。
“可是那怎么可以呢?那是不文明的,愚蠢的,”斯潘涅利神父叫嚷说。“在美国有我们的许多记者。这简直是笨拙的行为,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什么时候纠正呢?”《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这时菲尔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关于你们国家的特务人员,我已经听到一些可恨的事情了。”
娜塔丽紧紧搂着孩子,竭力摆脱前途黑暗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象是最可怕的恶梦。她说,“埃伦,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得想法进去。别的还有什么办法?”他转过身问神父。“或者——恩里科,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到梵蒂冈去?这条路还行得通吗?”神父把双手一摊。“不,不,现在不成了。别往这上面想。这方面什么也没有安排。过一个时候,可能想出办法来。自然不是现在。”
“上帝,原来你们在这儿!”一个美国人粗大的声音说。
“咱们大伙儿都碰到了很大的麻烦,伙计们,你们最好跟我来。”
娜塔丽回头看到了着急而漂亮的赫伯特-罗斯十足犹太人的脸。
此后过了好久,压倒一切的现实便是把他们载往那不勒斯去的一辆卡车的鱼腥味,那种味儿非常厉害,使得娜塔丽的呼吸都有点透不过来。两个司机都是那不勒斯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鲜鱼运到罗马。拉宾诺维茨雇下这辆卡车为船上的旧发电机运去一个替换的零件;一个烧毁的电枢耽搁了船只的开航。
这个矮壮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患偏头痛,脸色苍白,此刻颠颠簸簸地蹲在卡车底板上用粗麻布包着的电枢旁边,闭着眼,双手抱住膝头。他曾经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萨勒诺两地寻找电枢,最后在罗马物色到一个旧的。他带了赫伯特-罗斯一道协助他做成这件交易。当罗斯最初把杰斯特罗和娜塔丽带到停在大使馆附近小巷里的这辆卡车旁边时,那个巴勒斯坦人侃侃地谈了起来,然而此后他就陷于昏睡状态了。他当时讲出的故事说服了娜塔丽,使她抱着孩子爬上了卡车。埃伦为他的手稿对斯潘涅利神父讲了最后几句痛苦的话,然后也跟在她后面上了车。
下面就是那个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他曾经在赫伯特-罗斯的敦促下到高雅旅馆去过,给杰斯特罗和娜塔丽最后一个机会跟他们一道出走。他发现埃伦-杰斯特罗的房间里有两个德国人等候着。这两个德国人穿得很漂亮,也很会说话,他们把他请进去,然后关上门。当他问到杰斯特罗博士的时候,他们开始用凶狠的态度盘问他,也不说明他们自己的身份。拉宾诺维茨找到机会就退了出来,使他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干脆让他走了。
在这辆黑暗而带有恶臭的卡车上颠簸的最初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杰斯特罗为德国人出现在他旅馆房间里这件事徒劳无益地作了一切可能的解释。他几乎是一个人在独白,因为娜塔丽依旧吓得哑口无言,拉宾诺维茨仿佛一直在头痛,赫伯特-罗斯只是觉得厌烦。罗斯说,这两个人显然是德国的秘密警察,他们是来捡“上等货”的,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但是对于跟拉宾诺维茨一道出走这个仓促的决定,杰斯特罗还有别的想法,并且把他的想法高声讲了出来。最后,他没有自信地提到外交人员专车是依旧存在的一个可能性。这句话把娜塔丽激动起来,她说,“埃伦,你可以回到罗马去,试一试搭上那列火车。我是不愿去的。祝你好运。”这才使杰斯特罗断了念,穿着他的厚厚的短斗篷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睡着了。
运鱼的卡车在开往那不勒斯的路上通行无阻。这辆车在公路上经常见到,这对于敌国的逃亡者倒是一种很好的掩蔽。当他们到达这个港口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浓。卡车穿过灯火管制的街道缓缓地朝着海边前进,一路上警察一再盘问司机,但是一两句话就引起一阵笑声并且让他们通过了。娜塔丽在紧张而疲倦的迷惘中听到这一切。她已经失去了日常生活的现实感。她仿佛在腾云驾雾。
卡车停下来。一声尖锐的敲打使她吃了一惊,一个司机用嘶哑的那不勒斯口音说:“醒来,朋友们。咱们到了。”
他们从卡车上下来,到了码头上。海上的轻风是一种极其温存的慰藉。在朦胧的夜色里,靠在码头旁边的一条船呈现出模糊的轮廓,模糊的人影在那儿走来走去。在娜塔丽看来,它似乎跟纽约港口的游览船一般大小。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什么时候开船?马上吗?”
拉宾诺维茨哼了一声说:“没有这样的运气。咱们还得把这套东西安装好,试验一下。那就需要时间。上船吧,咱们会替你找个舒服地方。”他用手指了指有栏杆的狭窄跳板。
“这条船叫做什么名字?”娜塔丽问。
“啊,它有过许多名字。这是一只旧船了。现在它叫作‘救世主’。它是在土耳其注册的。一旦你上了船,你就安全了。港务监督和这儿的土耳其领事彼此很了解。”
娜塔丽一面搂紧娃娃,一面对埃伦-杰斯特罗说:“我开始觉得象一个犹太人了。”
他板着面孔微笑了一下。“是吗?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自己不象一个犹太人。我以为我曾经脱离过犹太籍,但是分明没有脱离。来,打这儿走。”埃伦领先走上跳板。娜塔丽跟着他,双臂紧紧地抱着怀里的儿子,拉宾诺维茨拖着脚步走在他们后面。
娜塔丽走上甲板的时候,那个巴勒斯坦人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在幽暗中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好啦,现在请放心吧,亨利太太。你们现在在土耳其了。这是一个起点。”

她上了一艘非常不同的船。这是一艘生了锈、油漆斑剥、尽是蟑螂的沿海岸行驶的土耳其货船,名叫“救世主号”。它正停靠在那不勒斯海港的一个码头上进行修理,人们认为它要开往土耳其,实际上它要去巴勒斯坦。自从她上船以来,这一星期里总是起着风暴,这艘破。船免不了要晃动。它向石码头倾斜着,锚绳随海潮涨落,拉得很紧,而当波浪起伏涌过防波堤时,它就颠簸摇摆。
娜塔丽带着她的婴孩坐在狭窄的后甲板上一面飘扬着的旗子下,旗子很脏,深红色底子嵌着黄色的星和新月。有一度天色晴朗,她就带他出来坐在下午的阳光中。留着胡子的男人们和披着围巾的女人们都围拢来,赞叹不已。在“救世主号”上有一些瘦瘦的、眼神忧郁的孩子,而路易斯则是唯一还得抱在怀里的娃娃。她倚偎在她膝上看着四周,活泼的蓝眼睛在寒风中眨巴着。
“哦,真是幅朝拜圣婴图,”埃伦。杰斯特罗说,他呼出来的气冒着白烟。“活生的朝拜圣婴图。路易斯成了一个迷人的圣婴基督。”
娜塔丽咕哝道:“我则是一个精透了的不合格的圣母。”
“不合格么?不,我的亲爱的。”杰斯特罗裹在藏青色的旅行斗篷里,灰色的帽子低低地戴在头上。他安详地摸着整齐的胡子。“很合格,我要说,面孔、身材和出身种族都合格!”
在倾斜着的甲板上的其它地方,犹太人挤满了走道,他们正由臭气熏天的舱房里蜂拥而出,到阳光下散步。他们拥挤着走过救生艇、板条箱、木桶和甲板上的建筑物,或是聚在舱口,七嘴八舌地交谈着,讲意第绪语的人居多。只有杰斯特罗和娜塔丽盖着毯子坐在躺椅上。这次巴勒斯坦之行的组织者阿夫兰。拉宾诺维茨由舱底把这些椅子挖了出来,虽说长了霉,又被耗子啃过,倒也还能用。婴儿崇拜者们渐渐散去,尽管散步的人不断地膘他们一眼。那两个美国人的四周都留出一点生锈的铁板,这是人们对他们表示尊敬,特意空出来的。杰斯特罗上船后就被认为是“伟大的美国作家”。他很少对什么人讲话,这只有使他的形象更高大。
娜塔丽朝远在海湾对岸的两座山峰挥了挥手。“看维苏威火山啊!这么明显清楚,还是头一回哩!”
“游览庞培的好时光咧!”杰斯特罗说。
“庞培!”娜塔丽指了指一个胖胖的警察,他穿着一件绿色的大衣,正在码头上巡逻。“我们一下跳板就会被逮住的。”
“这我完全明白。”
“反正庞培是非常差劲的。你认为是吗?千把家没有屋顶的闹鬼的房子,城市里的人突然死得一个也不剩。哼,没有庞培和那些狠亵的壁画,我一样生活。”
赫伯特。罗斯在甲板上侧身挤过来。他比人群中大多数的人要高出一个头,他的加利福尼亚运动衫色彩鲜艳,在这帮衣衫褴楼的人群中,象是霓虹灯广告似的。娜塔丽和杰斯特罗很少见到他,虽然他为他们安排了离开罗马乘上“救世主号”。他和难民们一起呆在下面的铺位上。这个自作聪明的电影发行人在意大利发行了大部分美国影片,直到宣战为止。他正在显露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色彩,拒绝和组织者同住一个舱房,因为——照他所说——他现在也正好是又一个逃亡的犹太人。而且他要练习讲希伯来语。
“娜塔丽,阿夫兰。拉宾诺维茨要和你讲话。” “只叫娜塔丽吗?”杰斯特罗问。
“只叫娜塔丽。”
她把路易斯塞在篮子里厚厚的咖啡色毯子下。拉宾诺维茨在那不勒斯买了这个篮子,另外还买了婴儿的用品和给娜塔丽与他叔叔的几样东西。娜塔丽与她叔叔和罗斯一起逃离罗马时只有随身穿的衣服。这个巴勒斯坦人还将一些罐头牛奶带上了船,路易斯就是靠这些牛奶过活的。在罗马,甚至连美国大使馆里,听头牛奶也早已没有了。她喜出望外地询问:“你到底在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拉宾诺维茨听了以后,只是眨眨眼睛,把话岔开。
“埃伦,你看着他好吗?要是他哭了,就把这橡皮xx头塞到他嘴里去。”
“是不是关于我们出发的事?”她走开时,杰斯特罗问罗斯。
罗斯在空着的躺椅上坐下,跷起了他细长的腿。“关于什么事情,他会告诉她的。”他胡子刮得光光的,头发秃了,瘦瘦的,有一个象动画片里犹太人的鼻子。他的举止风度完全是个美国人,充满自信,随随便便,不自觉地自高自大。“舒服极了,”他说,惬意地靠在躺椅上。“你们北方佬真懂得怎么过日于。”
“在这方面你还有别的想法吗,赫布?” “哪一方面?” “坐这条破驳船航行。”
“我并不认为这是条破驳船。” “它可不是‘玛丽女王号’。”
“‘玛丽女王号’可不会装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呸!它可以一下子装二万人,跑一趟赚一百万美元。”
“我们为什么浪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呢?”
“装发电机的电枢用了两天,然后这三天刮大风。我们会开走的,别着急。”
一阵冷风吹开了路易斯身上的毯子,罗斯把它重又裹好。
“赫布,难道我们——我们这三个人——没有在罗马饱受惊吓么?在美国大使馆周围的那些暴徒就是大批流氓,我确信,他们是想在宣战后来点刺激。”
“喂,警察当局从四面八方把想要进使馆去的人抓起来。这些我俩都看到了。天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再说,他们可能还不是犹太人哩!”
“我敢打赌,”杰斯特罗说,“只要他们护照设问题,不管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要被安置在哪一家舒适的旅馆里,等着和在美国抓起来的意大利人交换。”
罗斯顶了他一句:“只要我能不回罗马,我就不去。我过得挺快活。”
杰斯特罗用地道的希伯来语说:“你学新的语言学得怎么样了?”
“天啊!”罗斯瞪着他。“你能教,是吗?”
“波兰的犹太教经院教育是没有什么能取而代之的。”杰斯特罗笑了笑,摸着胡子,又重新用波士顿音的英语说。
“你干嘛不在经院念下去呢?我甚至没有受过戒。我不能原谅我的父母。”
“唉,真是年轻无知,”杰斯特罗说。“我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经院,那地方简直象监狱。”
这时娜塔丽正朝着驾驶台下拉宾诺维茨的舱房走去。在这之前她从未去过那里。他请她在他桌边那张椅子上坐下,桌上堆满了文件、脏衣服和油腻的工具。他坐在没有铺好的床上,弓着背靠着舱壁,壁上装饰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深棕色裸体画。唯一的一盏电灯发出的光是这么暗,烟草的烟雾这么浓,以致娜塔丽只能看出这些东西。对着她的尴尬的微笑,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他穿着油渍斑斑、大得累赘的工作服。他因过度疲劳,圆脸都变成土灰色的了。
“这是轮机长的艺术收藏。我占用了他的房间。亨利太太,我需要三百美元。你跟你的叔叔能帮忙出一点吗?”她吃了一惊,什么也没说。他继续说:“赫布。罗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可是他已经付得太多了。要不是他,我们就不会把事情进展到这地步呢。我希望你和你叔叔每人能给一百元。那才比较公平。老头子们都比较小气,所以我想还是提请你考虑。”拉宾诺维茨的英语讲得很清楚,但是外国口音很重,而且他用的俚语已过时,象是从旧小说里看来的。
“这钱干什么用?”
“Fetchi—metchi,”他把粗粗的拇指在两个指头上来回移动,疲倦地微笑了。“行贿。港务长不让我们离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开始时很友好,但是后来变了。”
“你认为你能贿赂他么?”
“哦,不是贿赂他,是贿赂我们船长。你见过他的,就是那个穿蓝色上衣、长着胡子、醉醺醺的老无赖。要是我们非法离开,他就得失去他轮船的证件。港务当局掌握着这些证件。我相信他经常干这事的,他是专干走私这一行的。可这得另外付钱。”
“那不会太危险吗?”
‘我认为不会。要是海岸警卫队拦住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正试验修理过的轮机,并且往回开。我们并不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要是我们被拦住,他会把钱退还吗?”
“问得好,我的答复是:我们出去三英里后,他才拿钱。”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娜塔丽思索的时间太多了,老是想象出种种不能启航的不幸理由,她拿不准自己逃离罗马是否做对了。她天天想着要乘这样笨重的船横渡地中海,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然而,她还是认定,这样至少能让她的婴儿从德国人的手里逃出去。可是这得靠违反法西斯的法律来启程,要努力逃过海岸警卫队的炮舰!
当她坐着一言不发时,拉宾诺维茨用一种虽不含敌意但是严厉的语调说:“好吧,没关系。我会从罗斯那里拿到全部钱的。”
“不,我会提供帮助的,”娜塔丽说。“我相信埃伦也会。我只是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亨利太太,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我们得努力做些事呀。”
杰斯特罗博士在笔记簿上写字,他附近的一个舱口盖上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本翻开了的破旧的犹太教法典争论着。罗斯走了。杰斯特罗中断了工作;听着他们辩论Gittin里的一个论点。杰斯特罗在波兰经院里曾为阐明Gittin里的问题而被他的老师们吻过许多次。那种湿糊糊、毛茸茸的感觉现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使他不由得笑了。那两个争论的人看见他在笑,也腼腆地朝他笑笑。其中一个碰了碰他的破帽子,并且用意第绪语说:“这位伟大的作家理解这些伤脑筋的论点吗?”
杰斯特罗慈祥地点点头。
另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黄脸,乱蓬蓬的小胡子,凹陷的发亮的眼睛,一副经院学生的派头——激动地讲起来。“你加入我们讨论吗?或许还能教教我们?”
“我小时候确学过犹太教法典,”杰斯特罗用正确的波兰话冷冷地说,“可是我怕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现在相当忙。”
那两个人心服了,重又继续他们的学习。不久,他们就走开了,这使杰斯特罗舒了一口气。当他重又继续写作时,他想着要是和那些小伙子一起,用非凡的记忆使他们吃惊,可能挺有趣。在五十年之后,他还记得他们争论的这一章节。儿时头脑记忆力真强啊!可是前面还有漫长的旅程。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这些从宗教关系来说非常亲密的犹太人中间,和他们不要过分接近是唯一的办法。
杰斯特罗正开始写一本新书,借此消磨时间,同时也多少利用一下他这不愉快的尴尬的处境。为了故意同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相呼应,他把新书取名为《一个犹太人的旅程》。然而在他头脑中的东西并不是旅行日记。正如马库斯。奥里利厄斯在战场上就着烛光写不朽的沉思录,杰斯特罗也打算通过描写他自己战争时代的逃亡来反映他关于信仰、战争、人类现状和个人生活的光辉思想。他认为这个主意能让他的出版商着迷;而且要是他写了出来,它甚至又可能成为一本读书俱乐部推荐书。无论如何,在他这年纪,这将会是有益的精神寄托。杰斯特罗把思想性、想象力和赚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了,他根据这个富有特色的想法,已经在第一本向拉宾诺维茨借来的笔记簿上写了不少。他知道这本书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样的成功。《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以新颖的手法把生活在朴素的现实中的耶稣描绘成一个精通《犹太教法典》的奇才和巴勒斯坦巡回传道士,在读书俱乐部获得巨大成功,并且被列在最畅销的书单上。
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走开后,他感到这个小小的场面有写下来的价值。他详述了关于离婚的部分中那微妙的论点。很久以前,在奥斯威辛经院喧闹的读经厅里,他曾与他聪明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用许多相同的话就这一论点进行过许多辩论。他描述了那遥远的场面。他温和地取笑自己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静的西方化的不可知论者。要是班瑞尔还活着,他写道,要是有人请他就第二十七页关于离婚的部分中第一个论点进行辩论,他会满腔热情理出头绪,驳倒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班瑞尔一直忠实恪守古老的正统观念。现在谁能讲清他俩之中哪个的选择更明智呢?
可是班瑞尔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是通过我那喜爱冒险、旅行过许多地方的侄女的眼睛。他在一九三九年站在遭到德国轰炸的华沙犹太人住宅区硝烟弥漫的废墟之中——挺直着身子,忙忙碌碌,虽上了年纪,但强健结实得象农人一样,留着正统的灰白大胡子。身为一家之长、犹太人区的领袖、富商,在那遵守习俗的外表下,则是个钢铁一样坚强的死里逃生者,基督教传说中的一位厄海修伊厄洛斯,一个不可摧毁的流浪的犹太人。班瑞尔比我小七、八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前线服役四年。他当过士兵;他作过战俘;他逃跑过;他在几处前线和三支不同的军队里打过仗。在那一段时间里,经历了所有那些危险(他曾在信中这样告诉我,我也是这样相信的)。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还没吃过—,按犹太教规不许吃的食物。一个能够为此念念不忘我们古老的上帝和我们古代的律法的人,从勇敢来说,确使他的那个写作耶稣题材的被同化了的堂兄感到羞愧。然而,开明的人文主义的呼声虽然对此表示敬意,但完全能够问一下是否生活在梦想之中,不论这生活如何舒适和有力量——“该死扶伦!他这样什么也不盖,有多久啦?”娜塔丽俯身在篮子上,生气地把飘动着的毯子拉回到开始哭的路易斯身上。
“哦,没盖吗?”埃伦吓了一跳,说道,“真抱歉,他安静得象个小耗子呢。”
“哦,该是喂他的时候了。”她提起篮子,十分恼火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还没冻僵,还能吃东西的话,是该喂他的时候了。”
“拉宾诺维茨要什么啊?” 她率直地告诉了他。
“真的哩,娜塔丽!那么多钱啊!非法启航2那真是烦死人啊。我们对于钱可要小心,你要知道,那可是我们唯一的生路。”
“我们总得打这里跑出去,这才是我们的生路。”
“不过,拉宾诺维茨有点敲诈有钱的美国人——喂,娜塔丽,别这么绷起了脸嘛!我只不过是说——”
“听着,要是你不信任他,那就上岸,把自己交出去。我和罗斯分担这三百。”
“天哪L你干嘛对我这样恶狠狠地说话啊?我会出钱的。”
很厉害的震动把她弄醒了。她坐起来,攥住她睡觉时穿在睡衣上的羊毛衫,通过开着的舷窗向外看。寒冷的、雾濛濛的、带着鱼腥味的空气飘进来。码头在雾夜里向后退去。她能听到螺旋桨的溅水声。埃伦在上铺打鼾。在她身边的甲板上,婴孩在他的篮子里发出瑟瑟吵吵、呼呼呼的响声。
她又蜷缩到粗硬的毯子下去,因为天气很冷。开船了!启航总是令人兴高采烈的;冒险由纳粹欧洲的陷阱偷偷溜走,加倍地令人兴高采烈。她睡意朦胧,迷迷糊糊地想着一路到了巴勒斯坦,把消息告诉拜伦,动身回家。中东的地理她是不清楚的。她大概能由苏伊士找到去澳大利亚的路,再由那里到夏威夷吧?在巴勒斯坦等到战争结束是不行的。那无非是个疾病流行的穷国。在北非的德国人是个威胁,阿拉伯人也是。
她随着发动机声的每一改变而越来越清醒了。就在这儿港口,已经颠簸摇晃得很厉害了,到了公海上,还不知会成什么样儿呢!焊在主甲板上的附加油柜显然使船很不平稳。抵达三英里线要多久呀?黎明在舷窗上形成一个紫色的光圈。在这样的雾中,船长只能缓慢地行驶,而白天只会增加被捉住的可能性。多么为难的事情啊!多么危险的处境啊!就这样,娜塔丽神经紧张、忧心忡忡地躺着,紧贴住不稳的床铺熬过了很长很长的半小时,这时舷窗已泛鱼肚白。
轰隆一声!
她马上由铺上跳起来,光着脚踩在冰凉彻骨的铁甲板上。她穿上了一件粗布浴衣。娜塔丽已经在华沙听到过许多炮火声。她熟悉这种声音。湿冷的风由舷窗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风大浪急的海面上,雾散了一些,她看见前面远处有一艘灰白色的船,船头有白色的号码。烟雾弥漫的黄色闪光就来自那船头。
又轰隆一声!
发动机啦啦啦地响着,甲板颤抖、倾斜,船突然转向了。她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在湿冷的空气里直打哆嗦。房间太小了,她的双肘和双膝碰到冷水盆、床铺和门上的圆把手,擦破了皮。埃伦仍然睡着。她想还是别去叫醒他,他只会吓得发抖。
在舷窗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船,把黑色的波浪与灰白的天空都挡住了。大炮慢慢地进入视线——并不很大,漆成灰色,由穿着黑色短雨衣的孩子气的水兵掌握着。两艘船都减慢了速度。那些炮手正看着“救世主号”大笑着。她可以猜到那是为什么:斑斑驳驳的油漆,一块块红底漆、白面漆、没刮掉的陈旧的铁锈;额外附加的油柜伸展在甲板上,象是老头儿嘴里的坏牙齿。外面粗声粗气的意大利语来回吆喝着。
甲板摇摆了。海岸警卫船离开了。透过舷窗,娜塔丽看到了卡普里岛和伊斯基亚岛青青的峭壁;随后,船身一转,正前方进入视线的是微弱的阳光照耀着的那不勒斯群山和山上一排排白房子。发生所有这一切时,埃伦。杰斯特罗还在睡着。船在转回去啦。她倒在床铺上,脸埋在枕头里。这个她一直担心的船到现在看来象是通往丧失幸福的航道。受追捕的感觉重又在她心头浮现。
“天哪,闹得多厉害啊!”埃伦从铺位上伸出他那邋里邋遢的脑袋来。阳光射进了舷窗,船员们在外面活泼地喊着、骂着。“救世主号”正停靠在原来的码头上,原来那一个穿着绿制服、大腹便便的警察在码头上巡逻。“啊晴,大白天了啊!你衣服都穿好了。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开走吗?”
“我们已经开走过,又回来了。海岸警卫队拦住了我们。”
杰斯特罗面色阴沉。“哎呀!二百元钱哩!”
拉宾诺维茨来到他们的房门口。他才刮过胡子,穿了沾着污点的深色衣服和灰衬衫,打着红领带。他脸上显出恼怒的线条,正拿出一些美钞。“我只能归还一半,对不起。他一定要我先付出半数,才肯开船。我只好碰碰运气了。”
“你说不定会需要剩下的钱,”娜塔丽说。“留着吧!”
“如果需要,我会再来要的。”
杰斯特罗在上面的铺位上说:“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要付船费的事呀,你是知道的,而且——”
拉宾诺维茨啪的一下把钱放到娜塔丽手中。“对不起,我要去找那该死的港务长算帐哩!我们是中立国的船。我们只是停泊在这里进行紧急修理的。这样拦住我们是该死的违法行为!”
当拉宾诺维茨又在他们的房门口出现时,他们正在吃中午茶点。“今天早上我脾气不好,很对不起。”
“进来吧,”娜塔丽和蔼可亲地说。“要茶吗?”
“谢谢,要的。你的娃娃怎么啦?”路易斯正在他的篮子里啜位。
“他着了凉。有什么消息吗?”
拉宾诺维茨背对着门蹲着,两只手捧着玻璃杯,呷着茶。“杰斯特罗博士,在我们那么突然离开罗马的时候,你看上去为你不得不丢下的手稿很不高兴。”
“我现在还没高兴呢!我四年的心血啊!” “你的书名是什么?”
“《君士坦丁拱门》。怎么啦?” “在罗马你可认得德国大使馆的什么人吗?”
“德国大使馆?显然没有。” “你能肯定吗?” “我和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你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家伙吗?”
“维尔纳。贝克?”杰斯特罗重复说,多半是对他自己说的。“哎呀,是的,我确实认得一个叫维尔纳。贝克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他怎么啦?”
“在舷梯那儿就有一个维尔纳。贝克博士。罗斯和我去找你们时,他就是我在你们罗马的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两个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开了一辆梅塞德斯刚刚到。他说他从罗马的德国大使馆来,他是你的老朋友。他还说他带来了你的《君士坦丁拱门》手稿。”
一阵严肃的沉默,只听到那婴孩的鼻子呼呼的响声。娜塔丽和她叔叔互相望着。“说说他的模样吧,”杰斯特罗说。
“中等身材,胖胖的,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高嗓门,很有礼貌。”
“戴眼镜吗?” “厚厚的无边眼镜。”
“大概真是维尔纳。贝克,尽管他那时并不胖。”
娜塔丽得清了嗓子才能开口说话。“他是谁呀,埃伦?”
“哦,维尔纳是耶鲁大学我最后的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德国好学生之一,工作起来精力过人。他在语言上有困难,我帮助他克服了一些障碍。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说他从你房间里拿了手稿,”拉宾诺维茨说。“他当时在场,这一点我能向你担保。他倒是挺和气,另一个凶得要命。”
“他怎么会找我找到这里来的呢?”杰斯特罗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看来很不妙,是吗?”
“嗯,我说不上来。假如我们不承认你在这儿的话,意大利秘密警察就会来船上搜查。德国秘密警察要他们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干的。”
娜塔丽颤声插嘴道:“土耳其国旗怎么样呀?”
“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国旗是顶用的。”
杰斯特罗果断地说:“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是吗?要我到舷梯那儿去吗?”
“我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对娜塔丽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这么镇定,多少是一种安慰。发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情况进一步严重而可怕的恶化。她从心底里为她的婴孩担惊受怕。拉宾诺维茨走了。杰斯特罗心事重重地说:“维尔纳。贝克!老天哪!我认识维尔纳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没掌权呢。”
“他拥护过希特勒吗?”
“哦,不。他是那种保守、温和、勤学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还笃信宗教。好人家出身。他立志进外交部,我还记得这事呢。”
婴孩打喷嚏了。娜塔丽忙着把他阻塞的小鼻子弄干净。她吓坏了,无法有条有理地思考。
“杰斯特罗教授,维尔纳。贝克博士来了。”拉宾诺维茨步入舱房。一个穿灰大衣、戴灰帽子的男子在门口一边鞠躬,一边举起帽子,双脚后跟并拢。在他的左臂下夹着一个用绳子捆扎好的很厚的黄封套。
“您一定记得我吧,杰斯特罗教授?”他有一本正经的高嗓门。他笑得很尴尬,几乎象在道歉,眼睛半闭着。“已经有十二年半了。”
“是啊,维尔纳。”杰斯特罗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你只是胖了些。”
“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呐!”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由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比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又有多大的进展呀!您表明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您多么好哇,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么?”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二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感到难以相信竟然会这样谈家常。这简直象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那儿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象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孩咳嗽了,维尔纳。贝克看了看他。“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怎么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面部仍旧是无表情。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罗?”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象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肯定你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呢!”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还是才从港务长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拚命摇头。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吧?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可是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做贼心虚地突然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哦,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的、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难道他不就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和斗篷。“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在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穿上斗篷。“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启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儿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摆脱了一个累赘,可不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暴雨使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塞德斯。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D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墙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么?”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上坐得笔挺,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岸警卫队说你们要偷偷启航。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长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这个逃亡的美国人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把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懊,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可不是。”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柜危险地减弱了你们的稳定性能。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翻身。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你们只有沿海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利了。“你可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必须试图用象‘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由里胸袋里掏出一只信封。“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班底子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他的眼神里显得忧郁面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膘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呢,作为母亲,他说,她无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呢?”
“哦,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他显出抖抖嗦嗦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还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于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维尔纳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在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象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长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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